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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阶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小孩子，徐阶在给皇帝和皇子解释国家衰败的原因的时候确实是隐藏了一些原因，但是徐阶怎么都没有想到皇长子竟然说国家的官员再试国家衰败的根本原因，这让徐阶非常的吃惊以及万分的不信，就是旁边的隆庆皇帝也是一脸的惊讶，看着脸色有些变幻不定的徐阶,隆庆对着朱翊钧道“你怎么这样说话，官员怎么会是国家的蛀虫呢？快向元辅道歉。”朱翊钧倔强地道“父皇，就让儿臣说完好么？您说的元辅大人？”。看着盯着自己的朱翊钧，徐阶有些勉强的点了点头但是并没有说话，看见徐阶并没有反对自己，朱翊钧慢慢的开始将自己后世专家们的观点加上自己的认识讲了出来。
朱翊钧的内容主题便是自明朝出现的一种官员体制之外的编外人员，叫做‘白员’，白员的产生就是在明朝，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在一个案件之中无意间发现的。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当时太祖皇帝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便是‘白员’他们身为白丁但是却为官府做事，因为其没有官身，故此是胡作非为、草菅人命，可以说所有官员不敢做的事情，他们都可以代劳，属于典型的‘黑锅我被，钱财两份’的职业人员。
太祖皇帝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太祖皇帝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朱翊钧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由此可想而知其数目之大堪称国之重担，要知道这些白员是没有正是官员的法定工资的，这些百元为了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为了生活、或者为了享受权利的快感，总而言之，这些人可以使用法律允许之外的任何手段来获取自己的‘工资’当然了有一部分是‘孝敬’正式官员的，这就造成了大明朝的一种现象，那就是再好的经都能够被念歪了，而这种现象直到共和国诞生都没有解决，当然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共和国领导费尽心机最终找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公务员’制度，从此白员集团消失了。
当然现在白员仍然存在，而且是必不可少，就比如）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象，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那些所谓的“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这才将那些人的某些企图彻底的打消了。
弘治年间，大明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十二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由此，朱翊钧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生员是官员的后备军，官员食税而不纳税；胥吏已经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担赋税。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税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难所。我们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顶首钱”买的。生员的身份同样可以买到，譬如《儒林外史》第三回中的周进，那位每年挣十二两银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相当于生员的监生身份。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更何况，加入生员和胥吏队伍也将提高对抗刑罚、兵、胥吏和豪强吞并的能力。
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于是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说到这里便又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生员和胥吏的侵渔能力，按照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他们从牛羊变成了牧工，他们也要吃牛羊肉的，白员集团就是证明。第二，我在描绘白员队伍成员时忽略了生员等身份。那些额外的生员，编外的士兵（专有名词为“挂兵”），吃官饭而无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近似如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刚才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旱只能免其一，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以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而言，难道不应该加入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就如同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由此可以肯定，官员一旦缺少禁锢和监督就会成为国家的灾难，甚至是成为毁灭国家的主要力量，因此朱翊钧认为，官员边就是国家的蛀虫，一定范围内的蛀虫的确可以将一些腐烂的枝枝叶叶消灭掉，但是一旦超过了一个‘度’，那么带给国家的便是无尽的灾害。
而皇帝便是牵制官员的一条绳索，只可惜，这条绳索有着难以言明的不稳定性，于是乎，封建王朝的周期性便产生了。
说完了的朱翊钧看着眼前已经算是傻掉了的两位不由得苦笑了一声，然后对着两人躬身一礼道“父皇，徐大人，小子胡言了，还请原谅。”徐阶回过神来，自失的笑了笑也不多说什么便对着皇帝和皇子施礼，退了出去。至于隆庆皇帝则是陷入深思之中并没有发现，朱翊钧已经悄悄地退出了西暖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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